台湾公益泛指一种有关社会公众的福祉和利益的助人行业。它可追溯到清朝，是地方私神祭祀宗教的慈悲的行为。早先的台湾公益组织主要从事人道主义救援和贫民救济活动。当时的民间公益团体嘉义行善团发挥“人饥己饥，人溺己溺”的精神，出力造桥铺路，至今五百多座桥没有垮掉一座。而民间的铺路搭桥、社区营造、义庄等传统，对现在台湾公共服务事业仍产生着影响。

1949年至1987年，很多活跃的公益组织受到了台湾方面严格渗透和掌控，在管制放开前，公益需求是被压制的，民间文化保存、社区营造都以秘密方式进行，公益组织大多是从岛外移植的宗教团体或社会精英分子组成的组织，如红十字会、基督教儿童福利基金会等。

到了1986年解严前夕，党禁限制突破，政治渐趋开明，社会运动启蒙开始，民间公益组织产生了凝聚力。今天台湾的基金会中，70％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，如创世、董氏、喜憨儿等知名的基金会。

1987年后，台湾出现很多公益组织，关注领域开始扩展，涉及范围包括社区发展、就业促进、环境保护、性别平权、劳工环境、弱势群体等。政府不再强加管制，而台湾逐渐富足，城乡差异也越来越大，生存环境的恶化，使得从岛外归来的异乡精英，希望改善自己生存的环境。

因此，在街上，你会看到不少公益组织人士陶醉在革命般的激情中，高喊“我们要性高潮，不要性骚扰”，这些在不少国家地区属于禁言的议题，在台湾都很平常了。到现在，台湾关于人权、两性平权、志愿服务方面的公益议题已经走到世界最前端了，别人还在研究理论，我们已经步入法律程序了。

就拿两性平权来说吧，台湾在制定规则方面的成果是非常显著的。1990年代中期以来，台湾对于女性的人身权利、财产权利、婚姻家庭等方面，相关规则都有全面的保障。如果女性遭到不公正的对待，台湾还有相应的预防机制、投诉机制、处罚机制来配套规则的执行。

1999年，台湾发生了“9·21”大地震，地震震级定为7.6级，大批涌入的重伤者使医院人满为患。“大灾过后，必有大爱”，震后活跃在台湾各地的公益组织多达几百个。一些建筑工、教授、心理辅导师、媒体记者等以公益人士身份进入到灾区，为当地灾民提供持续的援助，不少人融入了当地生活后，就选择留下，在当地扎了根。

桃米社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在震后，桃米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，得到了许多社会资源的投入。台湾方面会同学界、企业、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居民开始进行跨领域的合作，参与社区生态环境的营造中，现在桃米社区已经成为大陆灾后重建学习的样本。

因此，我想说的是，台湾公民意识一开始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的基础上。在经历社会变动和经济发展后，这种原始的民间信仰慢慢积淀成为了一种社会资本，一些公益人士都想为当地做些事情，后来就萌芽出了我们所说的社区意识。

2000年，台湾公益组织进入茁壮成长期，这一时期，整个社区营造的成果较好。“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”开始推出社区总体营造，其他部门也各自提出了“福利社区化”等社区营造计划，现在，整个台湾社区有将近1万个社会组织了。

这段时期，台湾有较完备的社会政策的引导。台湾劳工主管部门于2001年开始先后推出“永续就业希望工程”以及“多元就业开发方案”。迄今为止，该计划已经创造了五万多个工作机会。政府把就业和公益组织发展联系起来，补贴发放到这些非营利组织中。

由于台湾特殊的政治环境，一定程度上，公益组织会成为政治人物用来包装自我的工具。公益人士也常变成政治人物，以便寻求政治庇护和外界赞誉，现在很多党派政客早期都是来自公益组织。因此，台湾公益界也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政治人物做公益往往需要脱离公益组织，以免做出不公正的决策。假设你是台湾卫生福利有关部门下的一个医疗基金会的董事，如果想要在自我约束的情况下专心做公益，就需要辞去现有的职位。

其实，台湾公益创新的最大动力是来自年轻人的高参与度。老一辈很多人受到政治上的压制，对于政治他们是很恐惧的，但这辈的年轻人没有这种政治忧患，他们受到了先进的民主教育，热心拥抱公益事业。此外，台湾社区意识很强，因为它是很小的一个岛，大家彼此之间都有关联，媒体、家庭、学校之间的教育会培养出年轻人一种“奉公精神”的信念，这些在他们很小时就耳濡目染了。

台湾有关方面赋予了社会上的弱势团体多元的发声权利与机会，在满足社会多元需求的同时，带动着公益力量的崛起。政府在公益组织税收、行政及募捐上的大力扶持，都使公众对公益组织极为信任，不会出现大陆募捐的集体压迫感，你募捐与否，行善与否以及募捐数额都是个人行为，社会不做道德上的评判。

当然，在台湾公益组织这些年的发展中，我能做的不只是学术研究，也能真正地亲身参与到社会创新和变革中去。1997年，也就是台湾解禁10年时候，我开始做民间智库，成立了“台湾政策研究院文教基金会”“台湾医疗改革基金会”等基金会。我开始通过学术研究，做学术调查，组织记者发布会，通过媒体的力量达到改善政策环境的目的。后来，我又办了台湾第一所社区大学等，这些都是非营利性机构，经费来自政府拨款和捐款。

在社区大学创办的这十多年间，我发现，现在这所社区大学的学生比较偏中产阶层，我想普及到更低层的群体去，包括罪犯和吸毒犯等。如果能发动台湾一流学者和公益家，以义工形式给底层民众提供良好的人文教育，就再好不过了。你可以想象一个很好玩的画面，知名教授来社区大学，去教吸毒犯西方哲学或新罗马帝国历史，而这些他之前可能大半辈子都没听说过，这也许听上去很荒谬，但在纽约就施行了哈莱姆计划，取得了不错的成果，犯罪、吸毒等问题有了很大改善，我想这些在台湾也可以做到。